杨宜勇
我在对日本进行学术研究访问期间，日方有关人士经常为日本为什么没有在《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》（简称《中日联合宣言》）上公开道歉进行辩解。这便使我有许多话想说。 关于《中日联合宣言》的背景，日本国外务省中国课课长辅佐齐江知说：日方曾提出，这次在宣言中可以写上道歉的话，但中方必须承诺这样的要求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不能作出这样的承诺，那么就不能这样写了。因为日本已经作过多次道歉，不希望无休止地道歉下去。 我问道：“为什么你们可以向韩国人民谢罪，而不肯向中国人民谢罪？”他们的回答是：“我们要考虑本国国民的情绪，上次向韩国道歉以后，国民的抵触情绪很大。”他们过于重视少数国民的情绪，实际上是他们长期纵容的结果。他们的首相、政要可以毫无顾忌地参拜靖国神社，他们考虑到了中国人民乃至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感情了吗？ 日本21世纪政策研究所理事长田中直毅提出一个让我感到吃惊的观点：“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不是一回事，因此有20％的日本人认为日本没有必要道歉。”正因为日本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没有像德国那样清醒的认识，因此日本也就永远不会像德国那样得到周边国家的信任。（《山西发展导报》99．2．2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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